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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华的博客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日志

 
 

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异向变化现象  

2009-08-18 12:24: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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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异向变化现象

——兼论社会的改造与制度变革

一、引言

2008年,中国GDP总量目前已上升到世界的第4,现在仍处于上升趋势。虽然GDP也引发了许多矛盾和问题,对此许多人心生不悦。然而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成就很大。以后怎么样,我只能说发展机遇很好,动能势能仍在,空间潜力仍大,但制度性摩擦和冲突在加大。从“优势、劣势说”来说明,也即:“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仍然明显,“后发劣势”和比较劣势的阻力增大。发展前景,自然就取决于处理的得当与否了。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本文无意介入相关的争议。在这里,只想依据自己多年来的观察和思考,从社会经济形态的异向变化现象和改造来简要谈谈自己的一些认识。

二、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异向变化

■什么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异向变化?简单地说,就是从物质经济的形态上看,中国已经发展进入到了多数官员学者所称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但从社会形态观察,中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 甚至是“前工业化阶段”,而且某些特征有异向加剧的迹象;而从管理体制上观察,则处于市场化的“少年期”。这样的说法很新鲜!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

为什么?关于中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判断,已有的分析已经很多了,不再赘述。这里重点谈谈后二个基本判断:

■为什么说中国的社会形态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甚至是朝“前工业化阶段”的某些特征异向加剧?表症罗列如下:

1.中国社会的“软政权”(注:有兴趣的去阅读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特征明显,典型的就是比较普遍地“不守纪律”,规则成为时有时无或摆设的东西,腐败也属其中的内容;“立法”频繁,执法偏软,监督缺位;法律意义上的强弱位置颠倒,侵权者经常竟处于强势,被侵害者经常倒成弱势。欠债还钱本来天经地义,却常见求人还钱的尴尬;司法判决成空文,胜诉者盈了官司没结果;等等等等,如此这般。某些方面近年来虽有改善,但并不理想。

2、“传统的支配”和“习惯”仍处于主导地位,并影响人们的处世交往。“关系”的力量强于“规则、程序”的力量而普遍地反映在人们的行事方式上,运用或寻求“关系”来解决问题成为社会普遍的首选途径;社会信奉的不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而是信奉“通过‘关系’能够做成功规则不允许做的事情,不通过‘关系’则即便按规则程序顺理成章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可能办不成”的思想。过去上千年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3、“精英化”现象,“专家”、“权威”、“大腕”满天飞,言必称某某“专家”如何如何说,似乎这样在气势上就先胜一筹,才能增加言词的份量和影响力。

4、民众对“能力”的认知和理解,偏重于运用或疏通“关系”的能耐;同时,“诚实”、“守法”、“老实”等却成为“傻子”、“笨蛋”的代名词。民众对“成功”的认知和理解,偏重于结果而轻过程或手段,“名与利”成为社会衡量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这些现象在近十年有加剧的迹象。

5、官权思想泛滥,公务员成为大学生择业的大热门,买官卖官现象沉渣泛起;尽管“公务员成为高风险职业”,但“成为公务员”仍然是许多热血青年的优先考虑的就业向往。

6、尚“虚”之风盛行,各行各业只是内容不同,做表面文章,喜说空话假话大话,浮躁现象司空见惯,不会逢场作戏,不会或不擅“务虚”成为“能力”的软肋之一。

7、民众社会信仰缺失,追求短期化,利已主义成为……,劣质奶粉、“苏丹红”辣酱、毛发酱油、石蜡火锅底料、瘦肉精、毒大米、地沟油、有毒牛奶,等等……。

8、其他,……。

上述种种,我在此不想多作评论。但理智告诉我,这些都不属于社会进步的范畴和标志,有些是极其荒唐和落后的。

■说管理体制处于“少儿期”,难免会引来非议。我无意抹杀改革开放的成就。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尽管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权力的运用上已经十分成熟,已经进入“壮年期”,但相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言,市场机制的基础建设和管理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处于滞后状态,不够完善和不够成熟,应该加快推动经济管理体制的“转轨”和“转型”。

◎综上所述,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取得不小的成就,物质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现代产业逐步形成,然而社会的形态和管理体制的形态与物质经济的形态不相匹配,或有异向变位迹象。中国经济实体的规模已经象个“成人”,但生理上和心智上的发育明显滞后。

三、社会进化滞后甚至异向所带来的发展冲突

    我不知道中国现在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是否能够与未来的现代化进展相兼容,或者能够兼容多长时间,或许这是杞人忧天了。毕竟,这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已经延续了许多许多年,只不过在表现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然而,根据我有限的知识和认识,这种社会形态至少是与现代社会文明的进步格格不入的,也是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相摩擦和冲突的。

■首先,人类社会的发展整体上是朝脱离人的动物原始野性的方向发展。这种进化并非说人类可以不要自身生存发展所需的生理、心理上的需求,而是说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得人与人之间更加具有关爱之心,个人对于人类整体的利益更加有责任心,人们在获得自身的各种需要的同时更加注重手段的合理性和社会责任,人们对于物质的追求不再是一生中的全部内容,社会更加具有秩序和理想,人与人之间更加平等,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显然,这些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但却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和中国发展的方向。一个缺少社会理想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上真正的强国的。

■其次,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金融、信用和法治的基础之上的。金融的基础是信用,信用的保证是法治,这三方面环环相连相扣,共生成长,缺一不可!如果缺乏信用和法治,这个社会的人们在生活、生产和经营上的交易成本必定很大,自我权益的维护成本必定很大,因为需要增加信息收寻、谈判、诉讼、博弈等等方面的费用。而且,化在相关方面的时间、体力和精力必定很大。许多简单易行的事情变得复杂难成。同时,社会成本也大大增加。相关的案例随处随时可见可闻。例如,中国投资者不敢在股市中进行长期投资,基民不敢把资金长期交给基金管理,国人不敢购买企业债券,为什么?非不为也,实不能为也!因为害怕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缺乏信用和信托责任,害怕管理者偏袒融资者。所以,我曾经说过,你要解决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你首先应该解决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利润分配等等都是必须严格规范的事。至于投资风险,就不劳您教育了。


■再次,市场经济制度的假定前提就是“理性人”或“经济人”,所以制度的设计也是以此作为基本底线来尽可能防止和减少损人利己和损公肥已的事情的发生。必须要在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设置一个边界。“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你可以在法律的框架内或行为规范允许的边界内按照自己的理性判断来追求自己利润的最大化或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你的自由,但你不可以超越法律的边界以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来换取自己的利益,因为那是人家的权利。你在追求自由的时候不能侵害他人的自由。这是人类社会良好秩序形成的辩证统一。正因为如此,公权和私利,就要有个限制,有个界限,以尽可能防止钱权交易的发生。所以,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公权使用的范围越有限,使用程序越复杂。因为人是“经济人”或“理性人”,你不能单纯地指望他面对诱惑不为所动,或者完全依靠道德的自我约束。你首先需要公权的拥有和使用者远离这些诱惑,或有一道“防火墙”。即便心生异念,也难有作为。

四、中国的社会改造和制度变革

社会形态,是由人们的价值观、道德意识、文化、信仰等决定的。因而,它属于制度范畴的非正式规则,与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包括立法、司法、监督体系)一起构成一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支持体系。

总体上说,社会形态是人们对所处行为环境而作出的理性反应的集合现象。所以从根本上,它的改变需要正式制度的变革和现代社会思想的广泛传播。中国上述列举的社会形态,本质上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格格不入的。因此,进行制度变革,推动社会改造,是大势所趋,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加以改造,就没有什么发展前途。

从当今发达市场国家或地区的社会形态演化或变革模式观察,大致有三种:

▲一是欧洲诸发达国家,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为以后的制度变革和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著名的有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洛克、狄德罗等等。 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1755) 和《社会契约论》(1762) 是被称之为“自从原始基督教的时代以来欧洲世界所接受到的最令人震撼的社会启示”;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1720) 和《论法的精神》(1748),前者揭露了法国习俗和制度的荒唐,后者是“第一部对政府和政治所做的真正科学探讨”。

▲二是欧洲衍生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是欧洲新文化的继承发扬和创新者,从欧洲的“娘胎”中诞生,在现代社会思想上一脉相承。对于这些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日本等国或地区,原属于非西欧文化,通过正式制度的变革,吸收了西方的现代社会思想,“边干边学”。但我一直认为其现代社会思想的补课至今还没有结束,其他的如台湾、韩国等则更是如此,社会思想的进化明显滞后于政治制度的建设。我以为,这些国家或地区政坛上、经济上的许多丑闻与此有关。

中国的社会改造同样会选择第三种模式,即政治制度变革在先,社会改造在后。除此之外,暂时还想不出有其他的选择。因为制度不变革、社会不改造,可预见的各种各样的摩擦与冲突就会接踵而至,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景就无法想像。而政治制度变革又是推动社会改造的唯一力量。当然,这样的变革和改造同样也面临不小的风险,亚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至今乱象频出,吵架、打架的有,厉害的还有政变和内战,这就是例子。根本原因在于新旧势力之间的冲突和民众政治上的不成熟,这可能也是变革决策者十分忧虑和举棋不定的地方。

为此,现代社会思想的传播讨论应该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人们在认识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的同时,还应该清楚地了解这些权利的正确使用和自己对于这个社会应该承担什么责任;人们在依据宪法行使自己监督权的时候,应该清楚地认识政府在国家中的职能及其履行职能的程序和边界;人们应该认识政府应该如何反映公意,这些公意又是如何得以集中表达;人们应该知道何谓正义,何谓公平,何谓平等,何谓自由,何谓责任,何谓制度,何谓法律,……,等等等等。一个国家在政治智慧上越成熟,其在前进的道路上将走得越远。世界上、人类历史上一切有助于社会进步的东西,都应该是值得我们学习思考借鉴的对象,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不论从中国崛起的需要,还是从执政党的长期利益考虑,或者社会经济运行的演化倾向,变革几乎又是必然的。但变革并非只有固定的程式,更不在于形式和外表,重要的是汲取成功者的变革精髓。关键的时候,就有赖于中国人的大智慧了。这个时间点,我认为不会太远,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在不知不觉中就开始了。整个过程,大约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学习改造自己,为变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就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大支持。

                                                                                                  于 200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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