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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华的博客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日志

 
 

从循环理论看中国经济的运行矛盾及其处理  

2012-11-19 15:09: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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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良华

 

树叶日渐变黄,风中夹带着凉意,天气正在一天一天变冷,冬天真的要到来了,……。

                                                                                                          ——2012年11月19日

 

我在前一文章中曾经指出,在很大的程度上,经济的增长发展是一种循环运行状态。良性的循环运行状态带来良好的增长发展表现,恶性的循环运行状态则加剧增长发展的困境。那么,中国目前的经济循环运行状态是什么?所面临的运行矛盾是什么?

中国经济增长发展所面对的现实:一是受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和国内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出口增长放缓;二是国内市场价格明显上升与收入预期下降等矛盾的影响,居民消费增长可能出现的下降;三是受这二方面影响所导致的非公投资下降及其影响的政府财政压力增加下的公共投资下降。

在上述境况下,要稳定经济增长,首先需要识别和把握可控制或可能有为的途径。在上述三个方面中,国内成本或者物价上涨的控制具有一定空间,公共投资增长上存在一定空间。但在这二个方面上依然面临较大的矛盾。居民消费增长存在着一定的空间,但也面对较大的现实约束。下面我简单地判断一下宏观前提和分析阐述一下这几个方面的问题。

 国际经济形势:在2、3年内依然不看好,主要国家的经济低迷甚至持续更长的时间,其中的一些已经进入长期经济衰退之中。因为其根源涉及到相关经济体的机体“老化”问题,应对处理十分复杂。所以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形势存在较大变数。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短期内的出口增长困难很大,已经很难与危机出现之前相比较。我在2003、2004年提出包括要重视内需培育在内的内生增长动力及其相关战略路径调整的观点,其中也考虑到了国际形势可能出现的急剧变化所带给中国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国际经济形势属于不可控制的方面,还有可能出现的政治和军事摩擦。

 国内经济形势:稳定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和消费增长,而目前整体的循环运行正在进入不良状态。其逻辑是:出口低迷+成本上升+国内有效需求难以持续,导致投资(国内非公投资)报酬率下降进而投资动力下降进而可能的资本外流和投资增长下降,导致政府财政增长下降甚至负增长进而限制公共投资增长(或减少),导致各方收入预期下降进而消费增长下降,陷入恶性的循环可能。开放背景下还面临一些政府难以处理的内外结构平衡关系,这里不展开。

 如何防止掉入或者走出恶性的经济循环趋势?从后果代价来看,“防止掉入”要比“恢复走出”代价要小。但是,事情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的一样,我们对许多事物的控制力不从心。不管如何,我们首先要看是否存在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在不同发展水平和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之间是不同的,中国有中国的突破口,美国和欧洲有它们各自的突破口,如果认为是无差异的,那么肯定不是一个好“医生”。这个“突破口”,就是依据自身的状态和条件,能够更加有效地扭转或走出恶性循环状态的力量。它不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单一的活动指向,而是一个系统的方案。它不应该被理解为此前的高速增长,而应该被理解为“换档”后更有利于可持续的平衡经济增长——一种结构间的良性互动状态而形成的稳定增长。我认为,理论上,中国的这个突破口就是消费增长——即可以通过消费增长及其系统的方案来达到目标。

在收入预期下降的现实面前,何以在消费上实现突破?这不是矛盾吗?

我以为这的确是一个矛盾。但与选择投资增长作为突破口相比较,寻求消费增长这一思路更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和短期系统矛盾的解决。

是否存在实现消费增长的现实途径?为此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套方案?

我国在消费增长上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一是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占国内人口很大比例的居民家庭需求欲望的实现或者有效需求的增长,突出的问题是腐败、寻租和垄断;二是流通领域在流通环节及管理上的缺陷,与腐败、垄断等一起所导致的高成本和价格虚高问题;三是投资渠道短缺和单一,市场结构畸形化和管理理念、取向及方法上的问题,所导致的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挤出效应”和财产的侵蚀;四是政府机构庞大和人员臃肿,沉重的财政负担;五是其它问题。可以说,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很好解决,消费增长很难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很大困难。

因此,从逻辑角度,中国的消费增长存在着理论的解决路径:即,一是治理腐败、寻租和垄断问题,并调节收入分配关系;二是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推动政府职能回归,减少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现象,减轻财政负担,减少税负;三是治理引起高成本和价格虚高的非市场化行为及根源;四是系统治理楼市价格高启和股票市场长期低迷的“生态失衡”问题,转变管理理念、作风和方法,扭转证券市场管理中只重融资、只求扩容数量规模和速度等而轻回报、轻质量、轻公平效率的不正常现象,恢复“生态平衡”,拓宽投资渠道,增强收入预期和消费动力。其中的一些原因和理由,我已经在前面的一些文章中提到了,在此不再累述。当然,还需要包括投资在内的系统配套方案。

综上所述,中国的经济运行矛盾存在着解决的可能途径,但很难处理。因为多数涉及到体制性和制度性的根源,涉及到管理理念、取向和方式的转变。中国经济现在正面临着二个“生态失衡”的现实:一个是国际经济的“生态失衡”问题,另一个是国内经济的“生态失衡”问题。同时又面临着二个转变难题:一个是政府行为意识的转变,一个是企业行为意识的转变。结果将会如何?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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