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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华的博客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日志

 
 

政策调控不当会断送中国的发展前景   

2012-08-31 16:48:4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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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在国际国内不利环境的内外夹击下,中国企业经营困难增大,经济增长下滑明显,这种状况仍在继续延续中。究其原因,客观上是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而在主观上,个人以为,调控政策缺乏系统动态观念,过于简单化、随意化甚至情绪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里着重讲二方面问题。

▲一是房地产业调控问题

面对房地产泡沫和坊间情绪,管理当局近年来连续采取了高压政策。这虽然体现了体恤民间情绪的政治倾向,但却针对性不足,时机掌握存疑,最终结果难料,却会对经济产生不良影响。

我一直倾向于对房地产业采取控制的做法,特别是在面对中国房地产市场本身十分不成熟的现实背景时,我一直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运行表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市场供求关系的结果,而是市场供求双方行为扭曲的结果。因此,政府加强对这一市场的调控是十分必要的。我在2003年前后所做的相关研究报告中也提出了房地产过热可能带给经济的诸多负面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调控主张。但遗憾的是,事实上政府不但没有对房地产市场采取针对性的调控对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房地产市场的热度,政策反复,上下不一,向市场(开发商和消费者)传递了政府助推房地产市场和“心口不一”的强烈信号。使得房地产业继续成为众多企业多元化投资的选择,开发商更是信心膨胀,以致央企纷入,地王频出,楼价续升,城市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不断增加,实体经济投资运营环境持续恶化。

既然如此,笔者为何又在当下质疑管理当局对于房地产业的调控政策呢?此所谓彼一时此一时,时空背景不同,后果影响不同,看法自然也有变化。理由如下:

1、2003、2004年正是中国房地产业升温趋热和泡沫增大的前半期,当时主业是非房地产业的企业涉足房地产业或者形成较大关联的在数量上还不是很多,地方财政对房地产的依赖程度也还不大,并且当时的内外经济形势总体尚属不错,对房地产市场加强管控不仅不会对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助于制造业等其它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2008 年以后,国际经济出现持续低迷,地方政府深陷土地财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行刺破房地产泡沫,就会出现连锁不良反应,使得与之密切相关的几十个(有说四十几个)行业的景气程度下降。结果很可能是楼市调下来了,局部情绪得到了宣泄,但结果却是遍体鳞伤。许多企业不行了,银行的贷款风险出现了,经济也有很大问题了。会引发就业下降、收入减少、消费不足、投资乏力、财政困难等等一系列问题,形成坏的趋势循环。此前买不起房的不仅仍然买不起房,而且还可能失去了工作。同时,经济下滑外加土地财政不再,无疑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甚至导致财政亏空。发债虽能解短期之急,但在现有政治经济体制格局下其后患不可不察!其对企业和百姓的进一步榨取冲动(如税费的巧立名目)也不可不防!最终倒霉的仍然是普通百姓。

2、楼市调控需要系统治理,有堵有疏。近十年中国各地房地产持续升温,以及市场投资(机)者如此青睐楼市及楼市虽调难降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通货膨胀预期下中国投资环境不断恶化和投资渠道的高度匮乏。存银行贬值,而进入中国股票市场则出血。中国股票市场自建立以来,一直定位扭曲,管理错位,措施失当,是一个典型的“政策市”、“折腾市”和“连赌场都不如”的市场。一级市场股东及相关机构获利巨大,二级市场投资者却亏损累累,怨声载道。市场运行既没有成为经济的“晴雨表”,也基本没有公平和效率!这在世界上十分罕见。管理者对此虽屡有姿态,但始终不(愿?)得要领,能够看到的只是举着伪市场化旗帜搞的“大跃进”,打着改革试验的旗号反复折腾,却多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东西。使得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房产才是真正能够使得财富保值增值的资产,而股票市场却是一台无休无止的“绞肉机”。二级市场投资者尽管一再希冀改观,出现的只是一时幻觉,却始终看不到真正曙光。这种局面不改变,如果不让买楼,就只好炒矿产、炒农产品甚至炒钱,或者干脆移民海外;不让买住宅,就炒作商业地产。此伏彼起,最终导致主要城市的营商成本很高。出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九分之一而城市商品物价却普遍高出美国许多的离奇现象。很难解决问题。

3、经济发展从根本上是一种趋势循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心和预期。一种良性循环趋势的保持能够产生好的连锁(关联)效应,而一种坏(或恶性)的循环趋势的所带来的是坏的连锁效应。好趋势转为坏趋势循环比较容易,而从坏趋势循环扭转并重新恢复到良性循环趋势却相对较难并且代价较大,原因是趋势的形成会产生关联扩散和循环加剧的结果。经济增长中所需要关注的诸如投资、就业、收入、消费等,以及产业升级等等,都是与趋势紧密相关的。好的趋势有助于好的循环,不好的趋势就形成坏的循环。

总之,我依然认为政府的确需要对中国的房地产业有所控制,但作用的重点是行为——地方政府的行为和供求双方的行为。政府首先要行为自律。主张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要通过发展经济逐渐摆脱土地财政,通过对开发商及相关中介机构的行为规范(如对囤地、囤房、价格串谋及操纵、转手倒卖、楼盘零卖、虚假信息、偷工减料等等的严厉打击),通过对以投机炒作为目的的需求和市场操纵等的严加管控,使得房地产市场恢复理性。同时,务必改善投资环境和增加投资渠道,重视并采取切实措施扭转股票市场在功能定位及市场管理上的变态状况,真正重视并保障证券市场投资者的利益。只有系统治理,堵疏结合,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问题。

▲二是产业结构升级问题

在我有限的认识和理解中,产业升级主要是市场、要素和制度共同推动的结果,其所需要解决的最根本问题是要素培育、要素融合、市场需求培育、市场竞争规范、公共利益保护等等,政府所需要做的重点工作除了这些内容外,再一个就是组织力量解决战略性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和支柱型产业的共同性关键技术难题等。

我以为长期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演化包括升级是社会经济系统连续的、渐进的和累积的结果,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互动关联影响,有着其内在的演化规律性。政府的作用是无疑的,但却并非无所不能,并且需要循道而为、循序渐进。因此,我对这些年来政府和许多学者所崇尚、推崇的如此之多的产业规划与投资的实际效果、效率、效益表示深深的怀疑,以为这其中掺杂了过多的主观愿望和急功近利的“跨越”情绪,以为其中不少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了,以为不少是缘木求鱼,是产能持续过剩和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并认为这是我国虽然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提出改变增长方式和调结构——此后又一直强调结构调整和方式转变——却效果不够理想的原因之一。对策措施不到位,就会出现“鸟飞了,笼还在”的尴尬结果。其中的观点及理由,我在相关的文章中多有述及。

我的观点是,企业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主体,政府职能越是回复到做好自己份内(参见前面文章)的事,就越能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越有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持续增长。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我赞同林毅夫教授的观点,从发展生命周期理论视角,中国仍然拥有较长时间持续较快的增长条件,相关的理由我在前不久发表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假设——兼论中国所处的阶段和政府职能调整”一文中已经有所阐述。前提是加深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系统认识,少折腾,不搞大跃进,减少情绪化冲动,并通过制度变革推动政府职能调整。否则,就可能付出很大代价甚至断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前程。

于2012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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