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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华的博客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日志

 
 

中国经济发展在战略安排上要重视时空条件区分(1)  

2013-11-04 09:45: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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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华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老子 道德经第四十一章

1、在有关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学术界、官员和普通百姓中总是存在各种不同的声音,有些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主要有这二个方面:其一是利益和立场的不同,因为对经济发展的管理或调控,经常涉及到一些经济主体的利益问题,不同的调控管理对不同经济主体的影响不同,因而受不同影响的主体就会出于各自的利益立场决定自己的言论;其二是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居于中立的立场,仅仅出自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出发来探寻合理的解决方案时,我们所面对的一是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及其交叉累积关联效应,二是时空差异和“非各态历经”的现实。

非各态历经是相对于各态历经的一种状态,在韦伯词典中,各态历经被定义为“涉及或与任何状态的重复发生相联系的概率,尤其是任何状态永远不再发生的概率为零。”[1]但不幸的是,经济工作者所面对的却是非各态历经——一个一直变化着的现实和在时空背景条件上存在客观差异的经济体。这增加了经济发展理论在追求科学性上的困难程度。当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认识判断时,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

2、如何看待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还有现代的主流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些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发展中国家有何借鉴和指导意义?

经济发展存在着不少的共性,有一定的规律特征。发达国家的实践经历以及现代经济学理论在许多方面为其他尚未发达的国家在探究自己的发展问题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和方向,包括一些针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处理上。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因为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只要学习、模仿甚至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或者理论,就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够会在将来最终达到像现在的发达国家那样的发展水平,因为许多问题从表面上、字面上看起来并没有差异。但是,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理解,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了,最终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南辕北辙。事实上,到目前为止,鲜有这样成功的案例。

主要原因在于时空差异上。也就是说,中国这样的后起发展中国家与先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时空差异,时间的差异是指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共生环境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空间的差异是指在发展的社会文化和资源要素条件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还包括我在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中所包括的其它“遗传基因”。[2]前者意味着各自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面临的环境不同,尽管一些问题在表面上看来相同,但本质上在形成根源上却并不是同一回事,需要区别对待。比方说,就像是二个人,一个是处于青春期,一个是处于老年期,对于同一种体症现象,一个可能是缺钙,一个可能是缺其它物质;再比如,一个是功成名就的人,另一个是初露头角的人,二者间也不能简单类比。后者意味着,发展禀赋条件的不同和行事方式的不同,比如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或者话语权,以及国家规模及劳动、资本和技术等要素,以及社会文化习惯等等,这些方面在先行发达国家特别是像美欧主要大国和后起国家之间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还有就是在人们的信念和制度的实施特征上的明显不同。就像是二个即便都处于同一生长阶段的人,出现同一体症现象的原因也可能不同。从理论上说,后发国家的确存在一些优势,但是不要忘了系统内部复杂因素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所需要的时间因素。这些都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后起大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在遵循发展共同规律的同时探寻一条适合自己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至于现代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应用,由于理论所形成的背景和应对的环境上主要源自先行发达国家,所以也必须加以鉴别和取舍、改造。要通过系统动态时空区分来加以认识和判断,而不是简单地拿来和照搬就用,或者盲目地“接轨”。至少,在社会学科中,我个人认为这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事。

3、哪些是发展的共同规律?

我个人的理解,共同的规律就是相同经济发展模式[3]下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总的趋势、特征表现及其内在联系。其中,一部分是我们看得见的,另一部分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前者如结构特征、增长率、生产率等,以及生产要素状况和制度等;后者是影响这些外部表现或者存在于经济运行内部的各种联系,以及动态连续的影响和变化。从已有的研究看,对于长期趋势和特征表现上有比较多的成果,但在其内在联系的研究上还不够深入或者过于笼统,特别是在时空区分的研究上。譬如说,经济增长的外在表现是与生产要素和制度等相关,我们知道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知道制度的重要影响,但问题是在尚未发达的国家中具有良好性状特征的要素条件和制度的形成本身就是多元因素共同演化作用影响的结果,是需要解决的难题。生产要素、生产率和制度等等因素的确是推动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或原因,但这些因素良好状态的形成本身也是其它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和影响的结果。例如,制度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总是伴随着其它条件的改善或者协同影响。从这一意义而言,适合而不是先进的制度才能给一个欠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带来好的结果。你把被认为是先进的西方民主制度搬到落后国家,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这是事实并已经有实证依据。[4]其中就涉及到时空的问题。再例如产业结构,知道一些经济学基础的人都知道,产业结构与人均收入水平有较大联系。但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产业结构的变迁动因或者不恰当地理解产业结构变迁的动因,以及其与人均收入之间的互动联系,自以为我们可以凭借主观的力量去改变产业结构进而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提高,这尽管在其中的确包含了部分主观作用空间的可能性——也是值得探寻的一个问题,但在我看来在多数的情况下得到很可能是事倍功半和劳民伤财。因为,你还要考虑到就业、分配和市场的问题和能否得到劳动要素、资本等的支持问题,等等。对此,我的意思是我们更需要搞清楚产业结构变迁的内在联系,而不是简单地根据自己的好恶或者愿望来作出取舍决定。当然还包括其它的一些趋势特征。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仅要认识先行发达国家在长期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和特征,更要理解形成这些趋势和特征的更为本质的问题和内在联系。只有这样,我们的主观努力和调控才能真正地发挥“后发优势”和事半功倍。否则,就很可能是“东施效颦”和“缘木求鱼”。

4、如何来看待日本和韩国的成功案例?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除了西方社会背景的国家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功外,其它非西方国家很少有成功的案例,日本和韩国则是其中少有的成功案例。我个人的认识,一是因为特殊的发展环境,即人所共知的二战后的冷战格局及其战略地位给这二个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包括当时的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格局;二是日本在一战之前其经济发展的基础就十分不错,实力雄厚,再加上管理当局的开放和好学,良好的要素条件和文化精神;三是灵活的战略和基本适当的政策应对,事实上这二个国家在许多方面的政策实践与其它西方背景的发达国家都有明显的不同。而其它一些被认为是按照西方的发展原则如“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中的成功。这在许多研究总结日韩经济成功经验和国家发展问题研究文献中都有所提及。这就是我反复强调经济发展问题复杂性及区分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

5、如何评论“华盛顿共识”和现有主流的经济发展理论?

其实我在上面已经表达了我的一些看法。“华盛顿共识”及其扩大的发展原则,主要源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长期的经济变迁的经验。[5]这些原则可能适合于西方发展背景或者相类似的发展阶段,但是当其用于指导一个在时空上存在显著差异的国家发展时,其局限性就暴露出来了。就像冈纳?缪尔达尔指出的那样:“我们(西方国家)有一个从古典经济继承下来,而且后来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宝库,它通常被认为比它所能说明的更具有普遍性。只要它的使用范围限于西方世界,这种假定为普遍性的东西可能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是,当用于研究它并不合适的南亚不发达国家时,后果就严重了”。[6]但我认为,并不能完全否定“华盛顿共识”中存在的合理性,因为发展中的时空是不断变化的,当时空条件接近“华盛顿共识”中的一些原则发生作用的环境条件时,这些原则就会表现出有效性。其中的原因,可以从我的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中获得答案。

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认识和实践问题,我个人以为,因为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所以至今为止我们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上都还远远没有找到贴近事实的境界。对此,我十分认同诺思的说法,就是“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理论——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而创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演化。标准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解释力有限”。[7]以及他在肯定现代经济理论发展的同时所提到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现实究竟是如何变化的。”[8]在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描述性的工作或者事后的总结相对要容易一些,但问题是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可模仿复制的。更何况我们对许多发展问题的已有认识依然十分有限,并充满了各种各样似是而非或似非而是的看法。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学习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固然重要,但从时空差异上深入探寻发展问题的本质以便我们的认识更加接近现实就更为重要。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发展理论,这种理论既能反映长期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和趋势,又能揭示因时空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阶段中所表现的矛盾特征及其现实表现,以便我们能够更为系统深入地理解国家的发展问题。

(文章将分三个关联内容,强调时空区分观的重要性,对中国社会经济若干热点问题进行阐述。欢迎转载)





[1]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

[2] 参见马良华:国家发展的生命周期假设:兼论中国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和政府职能的调整[J ],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6月。

[3] 例如现代经济增长背景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4]罗伯特.J.巴罗在对1960-1990年世界上100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回归分析后,得出以下结论:远远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民主进程将不能持续。参见罗伯特.J.巴罗:《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李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55页。

[5] 这种变迁可以回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些时候,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过程。参见内森?罗森堡、L.E.小伯泽尔:《西方现代社会的经济变迁》,中信出版社2009年;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10年。

[6]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7]诺斯:《理解经济变迁过程》,钟正生、邢华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前言第2页。

[8] 同上,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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