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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华的博客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日志

 
 

从时空区分角度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若干热点问题的认识(2)  

2013-11-05 18:34:0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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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良华

 

1、谈谈对于收入分配关系的看法?

收入分配的问题,主要涉及到公平和效率,这也是理论研究和实践中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存在着“先增长后分配”、“先分配后增长”和“边增长边分配”等不同的政策主张,分别基于“先效率后公平”、“先公平后效率”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思想。单从思想上来评判,我以为都有道理。因为各自的选择标准不同,无法简单比较。但如果从一国经济的发展需要来衡量和判断,我倾向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来选择不同的政策主张。具体地说,在发展前期,以增长或效率优先为取向更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发展;而在解决了资本短缺或者在投资贡献率出现拐点进入下降趋势后,以效率和公平兼顾为取向更有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1]当然,还要有一个“适度”的概念,任何一方的“过度”都会损害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就中国现阶段来说,重视效率与公平的兼顾,重视公平分配来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促进需求增长,更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至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我在其它地方已经多次提及,即一是要解决权力腐败,如腐败和寻租等;二是要解决体制缺陷,如垄断等;三是要对劳动者和资本市场投资者等权益的司法保护;四是要限制、监督政府的行政权,给企业和民众减轻税费负担;五是要通过对公共利益和产权的保护来减少通过负外部性来达到损公肥私或损人利己的行为;六是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这需要系统的治理方案,有些方面需要有时间表。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首先要选择一个标准。因为涉及到整个国家系统的问题,这里只是一种扼要的表达,更深层面的我在其它地方会专门阐述。

2、关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问题

这二个问题的提出主要基于现实的发展矛盾和成功经验。一是粗放经济增长加剧了资源、环境、能源等的矛盾,加剧了社会、经济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投入与产出效益不成比例,引起人们对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及其可持续性的质疑和批判;二是前面提及的结构形态与人均收入的关联性。应该说,这二个理由都有很大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具备自由选择条件的话,我们当然要选择对于我们有利的发展方式。但是我比较担心单纯地出于主观“好恶”或良好愿望来实施缺乏足够的客观条件支持的政府行为,特别是脱离时空条件和缺乏系统关联的政策主张。“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同一问题的二个层面,在实践上有二种实现路径。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内在作用伴随着要素资源条件、市场和制度的变化逐步演进变迁,先行发达国家主要是这种类型,这种模式需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另一种是市场和政府的合力影响下,特别是政府的干预如产业政策来实现,日韩被认为是属于这种类型,这种模式所需要的时间较短但难度更大。从后发优势、社会文化特征和现实矛盾等来理解,中国似乎也可以借鉴日韩模式。毕竟这相对是一条捷径,我也认同这条路径的可能性。但这里还是需要强调一个基本的事实:即结构变迁(包括转型升级)是全体产业活动主体在特定环境下进行理性决策选择结果的动态集合表现,是全体产业活动主体在特定的要素资源结构条件、市场需求、竞争形势和制度(包括非正式制度和政策)等下作出的理性选择结果。所以,对于政府管理来说,政府的确可以根据发展的现实需要有所作为,但更重要的是在完善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努力改善要素结构条件,特别是在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教育投入上,包括企业主和员工以及政府管理者、消费者等等的意识、职业素养、知识和能力问题。再一个就是,政府职能的回归本位。我的理解是,粗放增长、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在较大程度上恰恰与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密切相关。不解决这个问题,在试图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来改变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的同时,会形成新的结构性失调和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的确十分迫切,也离不开政府的管理。但政府的重点,在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公共服务上,如果在环境保护、公共资源的保护、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维护、公民权益的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维护、秩序维护等等方面做得更到位和尽心一些,而在其它地方更多地让市场发挥作用;如果政府在要素的培育及其结构的完善上多化点心思,而在诸如经济总量增长、产业结构等方面少一些主观的折腾,相信我们的结构和增长方式反而会更合理一些,经济发展也会更健康一些、更长远一些。

3、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还较短,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市场机制也还不够完善和成熟,现在政府职能的回归时机成熟了吗?另外,现在国内外都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经济至今为止取得的非凡成功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的作用影响,是否是这样?

这又涉及到时空差异问题。我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中从各阶段的内在矛盾和成长特征出发提出了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对这些问题的时空认识框架和理论思想。在这一理论中,我解析了为什么看似相同的一个经济问题,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却有不同的答案,解析了为何在彼时彼地是成功的经验却在此时此地没有成功甚至成为发展障碍的原因。这也是经济发展问题的复杂性的表现所在。整体看,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市场和政府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在现实中,政府和市场都存在缺陷或者“失灵”问题,政府有必要对市场的失灵进行弥补,但政府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时同样是有边界和条件的,因为人类的趋利性而权力可以作为利益交易的筹码。因为存在着这种矛盾,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这是一个十分纠结的问题。就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说,在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利弊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干预的存在及其边界、限度关键取决于总的效果,或者要视利弊权衡的结果。从时空差异观来认识,事物是动态变化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彼时彼地对于经济发展是利的东西在此时此地可能不再是利甚至是弊的结果。具体来说,我把中国的市场经济划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我把1978年以来到2005年前后的这一阶段总体视为是中国经济的恢复增长期,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这一阶段经济的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和投资增长,而无论是收入分配导致的不公还是政府干预经济所出现的权力腐败,尽管不符合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却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明显阻碍。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许多年中国在收入分配不断分化和腐败不断出现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仍然较快的原因之一。从经济增长所需的公共基础建设和弥补市场机制的不成熟等的需要来看,政府作用对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国内外没有理解中国经济在政府的强力参与下之所以成功的可能原因。但这会引起和导致进一步的误解,以为政府的作用可以沿着过去的经验一直延续下去并取得成功。因为,中国经济现在进入了一个与前期不同的发展时期,我把它划归为发展生命周期发育阶段的后半期。这是一个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中十分关键和敏感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前期社会经济矛盾的积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消解,同时前期的比较优势因为各种成本的上升正在逐渐消失,再加上共生环境特别是国际市场的持续不景气等因素的叠加。未来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从投资和出口增长主导转到投资与需求增长的共同驱动,需要经济活动更加具有效率,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无论是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还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所需的要素资源结构条件的改善,还是其它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职能的回归本位。

4、这是否意味着以后中国就不需要一个“强国家”了,不再需要强调政府对于经济的驾驭力了?

这也正是我想进一步表达的问题。在我有限的认识中,我以为像中国这样的一个超级发展中人口大国,仍然需要保持国家对社会经济足够的稳定能力。个人认为,政府需要打破的是行政垄断,并减少对于私人产品领域的资源配置参与。但对于关乎于国计民生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战略性物资和部门,例如战略性资源、水、电、气、重要农产品、金融等等,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然需要有足够强的掌控能力,而不是全部退出。有些则需要牺牲效率来保留。要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是,我们需要在管理方式和路径上作一些探索和本质的改变,目的是使我们国家在经济运行上更加通畅,经济活动更加有效率,分配更加公平正义,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加和谐。不要天真地认为,什么都可以通过全球化、市场化和开放来解决国内的问题。

5、如何评论物价和股票市场?

这几年物价的变化超出许多人的想像。目前的物价水平出现在目前中国的发展水平阶段上,对于将来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改革开放以来,物价尽管总体一直处于上涨之中,但2007年后的涨幅却是令人惊异的。对于物价的上涨,有些认为是货币超量发行的结果,还有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国际大宗商品的大幅上涨影响等等。这些方面都有不小的影响。但除了我们应该对上述政策进行反思以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导致物价上涨的其他一些问题,包括政府的税费,流通环节(分割)过多和利益的行政切割,银行、石油、电信、通讯等的价格垄断及变相收费,财富分布结构,投资渠道单一等等。我个人特别想要强调的是市场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对价格扭曲的影响,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问题。其中,又涉及到政府部门过于庞大和职能的错位、越位、缺位和管理方式问题了。同时,也使得我们明白,市场化并不总是能够自动地使得价格处于合理的水平,药品、农产品、矿产资源等等生产者价格与消费价格的巨大背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国内如此,国际市场同样如此。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价格是可以操纵的,有时候并不需要需求和成本的理由。

至于股票市场的发行定价是市场化结果的说法,我以为确切地说是伪市场化的结果,市场运行也十分怪异。价格扭曲,同样涉及到市场的结构问题。个人以为,这个市场过于急功近利了,到现在为止仍然缺少起码的公平和正义,也基本谈不上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这会对中国经济的后续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6、城市化和房地产

根据我的推算,现在中国城市化的外壳已经形成,住宅类供给总体已经明显大于需求,多数地区住宅建造的面积户均供给已经明显过剩(已经考虑了城市化、人口和面积问题),这与一些媒体报道的情况相吻合,这种状况不可持续,是中国经济的重大隐患,要引起高度警惕。因此,未来城市化的关键在于:一是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推动,这方面的有效改革将在短期内快速提升城市化率水平;二是城市化内涵的丰富和拓展,包括城市和乡镇的医疗、交通、保健、供排水、电力及能源(也包括节能改造)、教育、生态绿化、环保、商业、娱乐休闲、物流、信息管理、社区服务等等方面的配套投资及治理,以及城际之间立体交通网络体系的逐步建设完善,中国在这些方面的空间还很大。但是需要进行15-20年的长远规划管理,不应贪大求快。





[1] 库兹涅茨倒U字型曲线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对此,我在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理论中已有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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